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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泓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朱泓先生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文物局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重点科研基地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朱泓先生是国内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缘此,我们征得先生的许可,围绕几个问题做了一次访谈,内容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徐砾莹:朱先生您好!感谢您百忙中抽时间接受访谈。您从事的领域是体质人类学,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很多人对这门学科缺乏了解,您能否就何为体质人类学做一下通俗易懂的解释呢?

朱先生:体质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体质特征和类型,以及这种体质特征和类型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学科。世界各地不同时段的不同人群其体质特征和类型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些问题都是体质人类学要研究的对象。例如从北京猿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特征和类型,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和动力等等。体质人类学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人类体质的科学,这门学科与生物学有着密切关系。

徐砾莹:体质人类学能解决考古学中的哪些问题,学术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先生:体质人类学是一门与考古学存在密切联系的学科。总体上,体质人类学主要包括三大研究领域:一是人体形态学,主要研究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和类型,与基础医学中的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的关系比较密切;二是古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进化、演变、发展的历史,研究古人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和类型的;三是人种学,就是研究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人类种属特征,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比如非洲的黑人和欧洲的白人,东亚的黄种人在体质特征上是如何出现这种差别的,他们的关系、发展和演变规律等。体质人类学就是从三个不同维度,不同角度来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和类型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以现代人为例,我们研究其身高、体重、面部特征、头部特征等,不同地区的人种独特的变化,包括颅形的变化、面部特征的变化,通过观察和测量等科技手段来开展研究。

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或者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墓葬中出土的古人骨开展研究,通过测量和观察来分析他们的体质特征和类型,这些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论是能够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帮助的。比如说对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形态学特征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在进化过程中所处的阶段,还有助于我们探讨不同地区的古人类体质特征上的异同,考察他们是怎样在不同地区演变成现代人的。再如通过研究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一些墓葬里出土的人类骨骼及其体质特征,来探讨不同地区的古代居民,其体质有哪些共同特征,有哪些差异,这些共同特征和差异产生的原因等等。在古代墓葬的发掘中,对墓葬中死者的性别、年龄、体质特点等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这对于考古学研究会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我们只有了解到一个墓地里,不同墓葬中出土的个体,他们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才有可能更准确地分析和判定这个墓地的性质。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墓地,借助于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能够进一步分析它究竟是一个氏族墓地,还是部落墓地,不同墓葬中的死者之间,其遗传关系如何。体质人类学家还能够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病理学分析,借此我们能够了解古代人的健康状况。这对于我们系统了解某一个古代人类群体的生活状况,他们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都会提供很重要的资料和证据的。在古人骨研究中还有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我们要倡导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结合,这门交叉学科叫分子考古学,这门分支学科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很高价值。我们从古代人骨中提取DNA来鉴定,借以研究古代居民个体与个体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遗传结构关系。

徐砾莹: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体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朱先生:体质人类学这门学科是一门纯粹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它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的。最初有一些欧美学者来到中国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早期先后对北京猿人头盖骨开展研究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和德国籍学者魏敦瑞,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了。此外,步达生教授来到中国以后,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比如对河南仰韶村人骨的研究,以及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的一些地方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中采集到的史前古人骨标本的研究。因此,在体质人类学刚刚传入中国后主要是一些外国学者做了一些比较零星的研究工作。后来有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到这些工作中去,比如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创始人李济先生,他曾在美国学习过体质人类学,回国后,在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中对安阳殷墟人骨的采集、整理和研究非常重视。李济先生也写过一些人骨研究的报告,但是很少,当然,李先生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考古学研究上。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颜誾先生,他也做了一些这样的研究工作。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与考古学有关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都是一些非常零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有很多古代墓葬被发现和发掘。在这种形势下,对地下出土人骨开展调查和研究就非常迫切,在这方面工作做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潘其风先生和韩康信先生,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外,国内的一些大学里的考古专业中也陆续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经过30多年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在考古学中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队伍已经比以前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教学科研力量。大概说来,全国已经有四五十位学者在从事这这项工作。

徐砾莹: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呢?

朱先生: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到,体质人类学有几个分支领域。在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前面讲的古人类学,就是对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开展的人类学研究,这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应该说是具领先地位的。目前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一支很强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就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吴新智研究员,他对旧石器时代的化石人类学研究非常深入,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这方面中国在国际上是非常领先的。另外在对新石器时代以后,一直到整个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古代人骨进行的研究,应该说在国际上也是居于前列的。在国际上,目前已经开始应用的最新研究方法,我们也都在逐步地进行。对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古代人骨的研究,现在中国做的比较好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此外还有一些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与外国同行相对比,我们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考古学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材料非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研究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宋辽金元时期甚至明清时期的人骨标本,我们都以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此外,我们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是与分子考古学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一边做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开展DNA研究,在古DNA研究这方面,我们在国际上应该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也属于最前沿的几个国家之一。

徐砾莹:可否谈一下近年来我国古人骨研究前沿领域的新进展?

朱先生: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的都非常好,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2012年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名称是《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研究》,通过几年的研究,我们对采集到的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很多省市自治区的人骨进行了系统综合分析,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在的汉民族和古代的华夏族之间在体质特征上是否存在着差异,如果存在这种差异,那么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证明现代北方汉族的体质特征,并非从新石器时代,或者从更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其最终形成应该不早于宋代。也就是说从仰韶时期经过龙山时期和夏商周,一直到汉代,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及其直接后裔北方汉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与现在的北方汉族不一样。我们把那个时候的中原地区古代先人的体质特征命名为古中原类型。华夏族所代表的古中原类型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晚期越来越多地吸收了来自周边地区其他古代族群的血液,体质特征最后发生了改变。这种以中原汉民族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就是现代北方汉族体质特征形成的遗传学基础。最近我们还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巍研究员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统战部孟松林部长合作申请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要研究元代帝陵和蒙古族源问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担的是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的相关课题。这个项目进展非常顺利,目前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徐砾莹: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朱先生:分子考古学是目前国际考古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热点课题。最近这些年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其研究和应用日新月异。吉林大学应该说是在国内是最早开展分子考古学研究的单位。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DNA实验室,培养了第一位考古DNA的博士,出版了第一部分子考古学教科书,也出版了第一部分子考学专著,我们在这方面在国内应该是领先的。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开始进行分子考古学研究的时候,当时国际学术界主要在研究线粒体DNA,后来又开始研究Y染色体。最近几年又引进了全基因组测序。就研究方法而言,发展的非常快,能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刚开始研究线粒体的时候,只能解决古代人的母系遗传关系。后来开展了Y染色体DNA研究也只是增加了有关父系遗传关系问题的探讨。目前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不仅可以探讨人群和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体和个体之间的遗传学关系,我们还可以针对某一个我们要研究的对象的具体生物学特征,比如说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头发的颜色,这些细节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古DNA研究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徐砾莹:就辽西古文化区而言,迄今应用体质人类学都做了哪些研究,得出了哪些结论(比如牛河梁、哈民忙哈等)。能否对红山诸文化的人种源流和去向做出判断。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对红山诸文化时期的人类体质得出哪些认识,比如寿命、男女比例、饮食状况、主要食物、疾病情况等。

    能否就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与演变、渊源等问题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结论。北方历史上的东胡、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哪些方面得出了哪些结论。他们的渊源、去向、体质特征、迁徙等。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论准确度有多高。

朱先生:辽西地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先秦时期的人类学类型主要有两种。这个地区的最原始的土著居民,主要是第一种类型,我们把它叫做东北类型。这种类型以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人群为代表。辽西地区这些古代居民,其体质特征属于高颅类型,面部较宽,颧骨比较突出。从DNA检测所反映的父系遗传关系Y染色体单倍型情况来看,古东北类型应该以N型为主。他们为低颅型。林西井沟子遗存,可能反映了辽西地区最原始的土著居民的体质情况。

进入青铜时代,又出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人群,我们把它叫做古华北类型。这种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在高颅这一点上与古东北类型是相同的。但他们的面部并不是十分宽阔,面部是比较窄的。他们的中心分布区域不在东北,而在内蒙古中南部,内蒙古中南部一个非常著名的考古学文化——庙子沟文化,其居民就是古华北类型的典型代表。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华北类型居民在经济生活方式上与红山诸文化的古东北类型具有明显的区别。红山文化应该是锄耕农业并有一定采集狩猎经济成分,但毕竟还是以锄耕农业为主。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家畜饲养业就非常繁荣,他们饲养大量牛羊,带有浓厚的畜牧业的特点,属于农牧兼营的生业模式。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通过古DNA鉴定,结果和红山文化相对区别明显。他们不是以N型为主的Y染色体的单倍型,除了部分N型以外,出现了较多的O型。所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红山文化属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的人类,通过DNA分析,他们应该有不同的来源。

在辽西地区更晚的时候,大概是在东周时期,又出现了一种畜牧业经济特征更为明显的经济类型,这就是林西井沟子墓群出土的遗存,其生业模式和前面提到的两种完全不同。他们的体质特征以低颅为特点,面部较宽大,颧骨也非常突出,和今天的蒙古人相似。他们的古DNA研究结果表明,是以Y染色体C型的单倍体类型为主。这个特点在遗传基因上和前两种是完全不同的。从他们的墓葬随葬品的情况和墓葬形式,还有对他们进行古人骨稳定同位素的食谱分析,得出的结论都可以证明了他们是一种畜牧业非常发达的人群,农业在他们的生业中所占比例是比较小的。在他们的墓葬里随葬有大量殉牲。随葬品里陶器种类非常简单非常少,主要是一些和骑马有关的遗物。给人们的感觉是畜牧业经济非常发达。根据这些情况,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年代学检测的结果分析,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他们有可能属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

徐砾莹:能否谈谈您个人的学术生涯、学术历程、学术经验,对后人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而言,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朱先生:我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尤其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要注意考古学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渗透这一特点和趋势。考古学自诞生起,就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说考古层位学就源于地质学,考古类型学源于生物学。现代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科学。青年学者从事考古学研究的时候,要注意拓展知识面,不能够只学习老师教授的有限的课程,要多学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比如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多学习这些和考古学关系比较密切的知识。当然,其他学科的知识不可能学得非常精深,但要有所涉猎。现在各种科学检测手段越来越多,许多研究结论都要关注,在我们的综合性研究中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手段、结论和信息,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考古学是一门探索过去的、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事实的学科,青年学者在学习和工作中要努力探索、勇于创新,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这样是不能出好的成果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学术研究中要有创新精神,要走自己的创新道路。

 

 

该访谈问题由滕海键提出,由徐砾莹通过电话对朱先生进行访谈,并将电话录音转换成文字,再由滕海键做初步整理,交由朱先生审阅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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