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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答问

         ——教育部长江学者、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宾福教授专访

 

                            赵宾福  马海玉

 

    马海玉:赵老师,您好!知道您很忙,但还是想约定一个合适的时间,就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研究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相关问题,对您进行一次专访。今天终于有了这次机会,但愿没有打扰到您。

    赵宾福:海玉老师不必客气,你采访我,我很高兴。既然是学术访谈,我一定全力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马海玉:谢谢赵老师!大家都知道,您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东北汉以前考古。要是站在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或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层面上看,您会对红山文化和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给出一个怎样的评价?

    赵宾福:勿须讳言,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起步较早,研究开展得也比较深入,无论是材料积累,还是问题探讨,都领先于东北的其他几个地区。打个比方来说,假如我们把中原的陕晋豫地区看作是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标杆,那么辽西地区就是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标杆。我说的标杆,其实就是年代标尺,是学者们相互交流学术问题时需要使用的“普通话”。人们往往用这把尺子衡量和表述其他地区的材料,也常常把其他地区的材料与这把尺子进行刻度对比,把握时间关系。比如,大家说赵宝沟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早期相当,属于仰韶时代早期偏早阶段的遗存,这就是参照了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标尺在讲话。再比如,我们说新乐下层文化的晚期与红山文化的早期相当,这就是参照了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标尺在谈问题。一句话,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看中原,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看辽西。进一步从辽西地区自身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现状来看,我们不敢说在全国是领先的,但至少可以说是不落后的。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辽西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两处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考古界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理论和走向中华文明探源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基础。换言之,利用考古学材料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从东北的辽西地区开始的。与此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红山文化在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知名度。现在,如果让我们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选择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考古学文化,那一定非红山文化莫属。用我常说的一句话来讲: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的明星文化,是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及广大社会公众认识东北考古和关心东北考古的一张名片。

    马海玉:如此说来,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和红山文化研究,重要性毋容置疑。那么,对于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您能谈谈您自己的认识吗?

赵宾福:我觉得,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2060年代,主要工作为零星的调查发现和小规模的清理发掘。这期间比较重要的是瑞典的安特生在1921年秋天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之前,先在春天发掘了辽西锦西沙锅屯遗址。正因为如此,我才经常讲,以田野考古发掘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实际上是从东北开始的,换句话说中国考古学是从东北起步的。由于安氏发掘的砂锅屯遗址包括了今天所说的“红山文化”遗存,所以说1921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既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之事,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之年,意义十分重大。之后,也就是30年代初,刚刚回国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发掘完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之后,回京途中顺便到今天的赤峰等地做了一次调查,也发现了一些属于红山文化的遗物。不过,这些都是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和发掘以前的事情了。1935年日本人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并且在后来发表的《赤峰红山后》报告中,将第二住址出土的遗存区分为两期,其中的第一期遗存便是我国学者后来命名的“红山文化”。40-50年代虽也有少数红山文化遗物出土,但较重要的还是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赤峰蜘蛛山和西水泉两处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限于材料的发现,这一阶段讨论的主要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内涵和性质等问题。在命名问题上,日本学者30年代出版的《赤峰红山后》报告称其为“赤峰第一期文化”或“彩陶文化”,中国学者从50年代开始将其定名为“红山文化”,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内涵问题上,当时将其概括为“三石”和“三陶”,意思是指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压制石器共存,之字纹陶、彩陶和泥质陶同在。在性质问题上,这一阶段的看法很多。有的认为红山文化属于“细石器文化”。有的认为红山文化是彩陶文化,属于“仰韶文化”范畴的农业文化。有的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一个分支。也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是长城南北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可称为“混合文化”。还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是一种当地固有的原始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只是受到过“仰韶文化”的影响。最后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的重要发现是在原来居住地、房址、窖穴陶窑等生活生产类遗迹的基础上,又在喀左瓦房村、阜新胡头沟、凌源城子山陆续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墓葬,而且出土了一些玉器。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红山文化的类型、分期及去向等。但由于可供比较的资料太少,分期和类型问题没能很好地深入下去。至于去向问题,由于这一时期在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乡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墓地,又发现并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叫做“小河沿文化”。所以多数学者都认为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先后继承关系还是并行发展关系,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这个阶段的重要考古收获是喀左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址、陶塑人像群的发现和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的发现。这两次重大考古发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不仅对于红山文化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整个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一方面是围绕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来源去向及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是围绕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群展开的有关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和文明起源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当然了,有些问题目前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也有一些问题至今仍说不清楚。

马海玉:那您能再细说一下哪些问题基本搞明白了,哪些问题还说不清楚吗?

    赵宾福:搞清楚的问题少,没搞清楚的问题多。先说少的,就以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为例吧,目前可以说基本搞清楚了。不过,这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起初连“分期”和“类型”的本质区别都搞不清楚,也就是概念模糊。比如有人就曾认为红山文化应该分为早晚两期,并提出早期以“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为代表,晚期以“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为代表,但又同时建议将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后类型”,将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命名为“城子山类型”。这就把用来表述考古学文化时间差异的“分期”概念和用来表述空间差异的“类型”概念混为一谈了。同样的错误还表现在有人提出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但三期的代表遗存分别是“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嘴类型”。直到20世纪90年初,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志在各自发表的论文中,才真正将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和划分类型问题彻底区分开来。但是,由于每个人掌握材料多少的不同和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致使分期结果也不相同。有的分为两期,有的分为三期,还有的分为四期。我本人一开始认为应该分为早晚两大期,早期称红山文化“西水泉期”,时代与中原华渭文化区的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相当。晚期称红山文化“东山嘴期”,时代与华渭文化区的半坡四期文化相当。后来又建议将早期拆为两个阶段,分别相当于半坡文化(或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认识,我和辽宁大学张星德、中科院考古所朱延平的观点是最为接近的,我们彼此提出的分期方案也是大同小异的。20121月,我和我的学生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出发,通过陶器间的共存关系和形态比较分析,再次将已有的红山文化材料统一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三期)。认为第一阶段处于仰韶时代的早期,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岗一期文化相当,大致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之间。第二阶段处于仰韶时代的中期,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亦称西阴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第三阶段处于仰韶时代的晚期,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和河套地区的庙子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在其2015年通过答辩并于同年12月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红山文化研究》(全2册)一书中,完全采用了与我相同的分期方案和年代刻度,这表明大家在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上,已基本形成了共识。至于红山文化这三大期到底应该怎样表述更合适,我觉得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如果使用全国通用的新石器时代年代坐标,我们就可以叫它们为仰韶时代早期的红山文化、仰韶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仰韶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如果比照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来讲,也可分别称它们为后冈期(或半坡期)红山文化、庙底沟期红山文化、庙子沟期(或半坡四期)红山文化。如果站在本地区谈红山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问题,则可分别称其为魏家窝铺期红山文化、西水泉期红山文化、牛河梁期红山文化。

    马海玉:看来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和分期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了,那么红山文化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很难解决呢?

赵宾福: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得以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如果从1921年砂锅屯发掘算起,则与整个中国考古学同步,已经快到100年了。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起到过认识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窗口作用。但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至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限于时间和篇幅,我这里只能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和类型问题。红山文化到底只是分布在辽西地区,还是已经分布到了辽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往东看,以前在下辽河流域,也就是医巫闾山以东地区发现的不属于新乐下层文化系统的那些含之字纹陶器的遗存,属不属于红山文化?往北看,前些年在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发掘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不属于红山文化?这涉及到红山文化的活动范围问题,也关乎到如何划分其地域类型问题。关于前者,目前很少有人关注,我觉得与红山文化关系更近一些。对于后者,朱永刚、郑钧夫等认为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并主张定名为哈民忙哈文化。刘国祥则将其定性为红山文化的哈民忙哈类型。我的看法是除了有些玉器可以进行类比外,哈民忙哈与红山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

第二个例子是红山文化的来源问题。红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它与本地区年代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和更早的兴隆洼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黄河中游的豫北冀南和伊洛郑州地区率先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由于这种文化的陶器里面含有少量的像红山文化那样施之字形纹饰的筒形罐,所以学术界认为红山文化很可能是中原地区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后裔。可是没过多久,人们在辽西地区的敖汉兴隆洼遗址和阜新查海遗址也相继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土著文化遗存,紧接着又找到了比其再晚一点的赵宝沟文化。这些新的发现,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认识。换句话说,由于新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是年代早于红山文化的土著文化,又都以使用平底筒形器和之字纹为基本特征,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才是红山文化真正的前身。然而,随着本世纪开始不久内蒙古赤峰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发现,又让人看到了很多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制陶工艺和传统器形,特别是张忠培、张星德等通过对魏家窝铺遗址出土材料的观察和分析,敏锐地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形成很可能是中原后岗一期文化北上的结果。这是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涉及到红山文化的起源问题,也直接涉及到了红山文化晚期文明的性质问题,即红山文化是中原文化和文明的一个分支?还是当地土著文化走向文明的一个花果?

第三个例子是红山文化的去向问题。许多同志都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甚至把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直呼为“后红山文化墓地”。其实,我对此一直是持不同看法的。因为许多迹象表明,小河沿文化的年代是可以早到红山文化时期的。单从这一点看,把年代并行的两种考古学文化说成是前后承继关系,就是不合适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演变而成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只是年代上“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材料比“红山文化”的晚期材料稍晚了一个阶段而已。这是我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的看法。

    第四个例子是红山文化到底是历史上什么人留下的文化问题。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与古代某种居民某一时期的活动有关。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历史在夏王朝建立以前甚至包括夏王朝本身在内,基本都属于传说时代。因为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很少,仅有的一点也多是后人对前人历史的追述,可信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能不能搞清楚红山文化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群人,或者是古史传说中没有提到的哪一群人的文化,仅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对于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推断红山文化可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帝喾”、“黄帝”等,我认为只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结论是否可信,那就很难说了。

    马海玉: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红山文化的年代分期问题,也谈到了红山文化的分布类型和来源去脉问题,还涉及到了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那么接下来您能谈谈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体会或看法吗?

    赵宾福:我一直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在当地是有传统的,是具有鲜明地域性、原生性和实用性的。辽西地区的玉器可分为发生期、发展期、衰落期三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早期玉器为代表,所见种类主要有斧、锛、凿、玦、管、匕形器和弯条形器等。中间阶段以红山文化中晚期玉器为代表,主要器形有璧、环、勾云形器、箍形器、兽首玦、鸟、龟、鱼、人、凤等。最后一个阶段以“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为代表,种类为斧、钺、玦、管、匕形器、弯条形器、璧、环、勾云形器、勾形器、璇玑形器、璜、穿孔棒形器等。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对于正确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乃至整个辽西地区史前玉器的发展脉络,是有重要意义的。三个阶段玉器既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又保持了密切的传承关系,证明辽西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并具有自身传统的玉器发源中心。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属于第二个阶段,总体上讲不外乎两个大类,一类是几何形的,一类是动物形的,两类器形都是本地起源的。比如,玉璧的边缘普遍钻有系挂用的小圆孔,应该与早期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边缘带有两个穿孔的薄体圆形蚌饰存在直接联系,也就是说红山文化大量流行的肉上带有穿孔的圆形玉璧,应该是在借鉴兴隆洼文化时期玉玦和穿孔圆体蚌饰两种器物造型及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类型品。双联和三联玉璧,应该是在一块近似于三角形或不很对称的椭圆形玉板上,钻出两三个圆孔后再将两孔之间的边缘部分简单地修理出两侧对称的凹缺而成的。被称为“玉雕玫瑰”的勾云形器,原型很可能是存在于陶器表面上的一种以相对卷勾纹为基本单元的彩陶图案。整体略扁并呈筒状的箍形器,一端平口较小,一端斜口略大,造型特点显然与赵宝沟文化时期就已存在的扁圆体筒形罐和新乐下层文化、红山文化常见的斜口筒形器存在直接的亲缘关系。最能代表红山文化玉器特点的动物形玉器中,“兽首玦”(也就是所谓的“玉猪龙”)是最具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标志。关于它,以往有人称其为“猪龙”、“熊龙”、“玦龙”或“兽形玦”。我觉得还是叫它为“兽首玦”最合适,更符合实际一些,因为这种器物的整体仍然是一个“玦”形,只不过是在缺口的一端雕出了一个较为朦胧的兽面而已。至于是些什么兽首,有人说是猪,有人说是熊,还有可能是两者兼有。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可以再进一步区分出猪首玦(外侧带鬃者)和熊首玦(外侧无鬃者)两类。“兽首玦”既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又是辽西史前玉器前两个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亲缘传承关系的例证。因为从整体形状上看,兴隆洼文化的玉玦无疑应该是红山文化“兽首玦”的祖型。肉上穿孔表明其系挂方式发生了变化,玦的一端被雕成兽面应是动物形题材在玦形器上有效体现的结果。总的来说,红山文化的玉器无论是几何形的还是动物形的,原型都来自于当时实际存在的用具或动物,都取材于当时的生产、生活与环境。

红山文化的玉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是体积小、器壁薄、重量轻,第二是使用痕迹明显,第三是多有穿孔,第四是多出自墓主人身上且位置比较固定。这四个特点决定了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和性质。由于红山文化的玉器多为小型制品,造型取材于实践和生活,种类主要是工具和身体上的装饰品等一类的实用器,所以应该不是专门为墓主人死后制作的冥器。它所表达的可能是人们的劳动和审美、爱美意识,体现的可能是生前财富的多少和地位的差异,蕴涵的可能是祛灾祈福、保佑平安等图腾崇拜或生灵崇拜的原始观念。红山文化这种以工具和饰品等实用器为代表的玉器群,与良渚文化以琮、璧等玉礼器为代表的玉器群相比,种类和文化寓意均有不同,反映出了其时代和地域两方面的自身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山文化之后,东南太湖地区和西北陇东地区的另外两个原生型玉器发源中心,均先后进入了以使用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时代,而辽西地区却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用玉传统,并逐渐呈衰落之势。表明在中国古代玉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或许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时间不同步性和地域不平衡性。

    马海玉:谈到红山文化玉器,让我想到了最近在辽宁朝阳半砬山墓地又新发现了一批红山文化玉器,您能谈谈这批玉器和这处墓地的学术价值以及对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促进意义吗?

    赵宾福:先回答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朝阳半砬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现及其出土玉器价值的问题。去年《辽宁日报》的一位记者,曾就此对我进行过采访。我对他们说,辽宁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是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地区找到的第二个“牛河梁”。在我看了发掘者的汇报材料和部分出土遗物以后,感觉到这处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应该是新世纪以来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最重要的收获,对于揭示红山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又一批值得高度关注的文物史学资料。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是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如发现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红山文化带有柄端饰的石钺及石钺、玉璧、玉龙共出一墓的组合方式,出土了以前从未出土过的红山文化大小尺寸不等的石雕人头像、陶塑人头像和数量较多的玉料、玉钻芯、玉器半成品等,揭示了以前从未揭示过的红山文化一冢之内包含有如此多的墓葬(78座)和一冢之内随葬了如此多的玉器(140件)以及墓内人骨之上撒有红褐色矿物质的现象,搞清了以前基本上没有搞清楚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成过程和内部结构及功能分区;第二是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存在一定空间距离但性质和功能基本相同的朝阳半砬山墓地和建平牛河梁墓地,是红山文化晚期同时存在的两个祭祀中心?还是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中心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认真研究。过去牛河梁墓地出土的泥塑人头像,已被大多数学者定性为“女神”?现如今半砬山墓地出土的石雕人头像和泥塑人头像,初看起来更像是“男神”。这是怎么回事?红山文化晚期到底是祭祀“女神”还是祭祀“男神”?还是存在一个“先女后男”的祭祀演变过程?也需要认真研究。特别是对于首次发现的同时使用了石钺、玉璧、玉龙等高等级玉石器随葬的墓主人身份,应该作何解释?是否也可以像良渚文化那样,将其看作是集“军权”与“神权”于一身的最早的红山“王”,则更需要认真的研究。不过,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承认,没有朝阳半砬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我们就看不到这些可喜的现象,也提不出这些重要的问题。所以,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朝阳半砬山墓地,不仅是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也是辽宁和东北考古的重大发现,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大发现。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围绕红山文化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课题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最初在报道牛河梁、东山嘴等考古新发现的消息时,就正式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也使得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成为了整个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众所周知,我们过去所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从文献史学和文物史学两方面看,都只能说到四千年,即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时期。而五千年文明史的前一千年还拿不出进入文明时代的确切证据,这一千年如何解释,是个重大的课题,非常有意义,而恰好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对于探讨着一问题,提供了新鲜的材料。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文明起源和文明时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关于文明的概念,各有各的看法。西方文明出现有其自己的标志,东方文明出现也应该有自己的标志。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去有西方中心说,在中国有中原中心说。作为文明的源头是不是只有一个,这需要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牛河梁、东山嘴的发现,才导致了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嘴、半砬山等遗址和墓地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顺便说一句,伴随着红山玉器、良渚玉器、凌家滩玉器、石家河玉器、齐家玉器、石峁玉器的不断被发现,学术界关于中国早期玉器的研究越来越热,也往往与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相联系。我最近看了张忠培先生发表在《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上的一篇有关于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文章,很受启发。张先生提出“实事、求是、通古今之变”,才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玉器的步骤、方法和途径。高屋建瓴,引人入胜。搞玉器研究的人,我建议都要看一看。

    马海玉:围绕着红山文化的问题,我们已经聊得很多了。关于红山文化所在的大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您认为还有哪些基础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关注?

    赵宾福:从宏观上讲,也就是粗而言之,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划分问题、年代序列问题,包括大多数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类型等问题,应该说都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但我注意到的,至少还有三个基础性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第一个是赵宝沟文化和富河文化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石骨器、陶器、房址等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富河文化”的年代与赵宝沟文化是同时的,两者应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即以往所说的“富河文化”应该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依据包括富河沟门遗址在内的赵宝沟文化各遗址表现出来的区域性差异分析,可将合并后的新的赵宝沟文化按地域区分为三个地方类型——西拉木伦河以北类型、西拉木伦河以南类型、滦河类型。事实证明,这三个类型应该分别是对当地较早阶段的兴隆洼文化三个同样地域类型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个是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可以早到红山文化的中期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的性质问题。近些年来,我们以陶器为视角,通过进一步的遗存分析和比较,将红山文化区分为早、中、晚三期,将小河沿文化也自早至晚区分为早、中、晚三期。横向比较后发现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分别与红山文化的中、晚期相当,只有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才真正晚于红山文化的晚期。由此看来,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不仅共处一地,而且还共处一时。加之陶器群方面表现出的共性,以及红山文化晚期与小河沿文化中期遗存种类的互补性,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小河沿文化很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较晚阶段的遗存。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并入了小河沿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存之后的红山-小河沿文化,便在2012年我们划分的三大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了四个大期:红山-小河沿文化早期可以原红山文化早期为代表,红山-小河沿文化中期可以原红山文化中期和原小河沿文化早期为代表,红山-小河沿文化晚期可以原红山文化晚期和原小河沿文化中期为代表,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可以原小河沿文化晚期为代表。这样一来,以往被划入“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其实就不是“后红山”文化墓地了,而是在红山-小河沿文化第三期这个发展阶段上与牛河梁“贵族墓地”相对应的一处“平民墓地”。

    第三个是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之后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前的遗存,也就是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处在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是辽西地区的一个考古空白,直接关系到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和转变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希望能够日后加大对这一时期考古材料的调查和发掘,以使本地区史前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编年序列更加趋于完整。

    除了上述三个问题之外,其实在本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急需重新研究和认识的问题。一个是原来被称为 “魏营子类型”的遗存,其实不过是辽西平原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山地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而已。另一个是过去所说的“凌河类型”,实际上应该是两周时期辽东地区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由于这两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采访主题,所以就不再展开说了。

    马海玉:您在前面提到了辽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标杆作用,刚才又强调了编年序列方面的问题,您能再具体说说有关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上的最新认识吗?

    赵宾福:说到这,我还是真有一些新的观点,并且愿意和大家进行交流。

    先从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愿意使用“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这三个时间概念,用以表述中国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全过程。我亦如此。再从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来看,以往划分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就有7个,分别是小河西文化、南台子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如果按我前面的说法,把富河文化并入到赵宝沟文化、把小河沿文化并入到红山文化之后,还存在5个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均分布在“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跨度之内,除了龙山时代晚期一小段空白外,其余各阶段的遗存序列是十分完整的,所以具备了充当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标杆的资格。

    需要指出的是,“前仰韶时代”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来的,本意是用来指代比“仰韶时代”或“仰韶文化”更早的遗存。当时发现和确认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遗存数量不多,也就是“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少数几个,而且都与探讨“仰韶文化”的起源有关。可是随着几十年来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又陆续发现了许多这类遗存,有的被命名为新的考古学文化,有的年代甚至比原初所说的“前仰韶时代”文化还早,也就是比“老官台文化”所代表的“前仰韶时代”还早。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时代”,到底应该“前”到什么时候的问题了,也就是涉及到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者说新、旧石器时代的界限问题了。从地质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的研究来看,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从地质学的全新世开始的,年代大约在距今一万至一万两千年左右。由于各地区旧石器时代结束的时间和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可留出两三千年的时间作为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期或称“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从这种理念出发,结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实际情况,我和我的学生在最近将要发表的《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论文中,正式提出了以辽西地区的“查海时代”一词替代使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前仰韶时代”概念。换言之,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可从早到晚统一划分为“查海时代”(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仰韶时代”(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三个大的时代。其中“查海时代”和“仰韶时代”又可分别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小期,“龙山时代”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早、晚两个小期。

    采用这样一个大的时间坐标,比量东北辽西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其期,便可将辽西的新石器文化编年序列具体区分为9个时间刻度。即①查海时代早期:以小河西文化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200年;②查海时代中期:以南台子文化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500年;③查海时代晚期:以兴隆洼文化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④仰韶时代早期早段:以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⑤仰韶时代早期晚段:以红山-小河沿文化早期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⑥仰韶时代中期:以红山-小河沿文化中期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⑦仰韶时代晚期:以红山-小河沿文化晚期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⑧龙山时代早期:以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为代表,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⑨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目前尚属空白。应该说,这个编年序列是经过近百年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是今后开展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各项专题研究的条件和基础。

    马海玉:如此看来,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编年序列是比较完整的,可是这些考古学文化彼此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是一脉相承的吗?

赵宾福:通过文化内涵的比较,我们发现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之间,不仅年代上依次存在早晚关系,而且彼此间的发展脉络也是较为清晰的,是一脉相承的。

该地区最早的一段是小河西文化,它的陶器造型主要是平底筒形罐,与第23段的南台子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相比,器表虽不施纹饰,但形态十分接近,彼此演进关系非常清楚。从南台子文化的交叉纹看,本质上应是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的前身,因此也就表明了属于“查海时代”的小河西文化、南台子文化、兴隆洼文化三者之间应该是文化承袭关系。

处于第3-7段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红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期,年代彼此衔接,内涵共性较多。比如村落布局都是井然有序的,并多有环壕围绕,房屋大都成片分布、成行排列。使用的陶器都是以平底筒形罐为主,普遍使用“之”字纹、“席纹”。由于这里的“仰韶时代”诸文化是一个以“之”字纹陶器为主的时期,继承的是前一阶段兴隆洼文化的之字纹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共同的特征和亲缘联系,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们的关系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只是今后应该进一步比对好它们之间典型器物和纹饰的演变序列,以便使这种前后发展关系能够看得更清楚些。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处于第8段的是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文化特征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一是“之”字纹陶器不见了,开始出现绳纹、堆纹和少量的刻画符号。二是除了平底筒形罐以外,新出现了鼓腹的罐子和壶、豆等一些新的器形。这些变化反映出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在部分地继承本地传统文化的同时,可能还大量地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文化面貌。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我们仍然认为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还是从本地区兴隆洼——赵宝沟-富河——红山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地方遗存,因为“小河沿文化”的陶尊明显可以看出是由赵宝沟-富河文化的陶尊发展而来的,彼此演变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和刻划纹在图案构成方面也与赵宝沟-富河文化的刻划几何纹十分近接近。

总之,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虽上下跨越了约5000年左右的时间,但彼此之间构成了一个较长的文化发展链条。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它们各自与外部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交往,但是从主体文化因素的传承上看应该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马海玉:正如您所说,这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与周边地区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有过影响和交流,对于这个问题您能再谈得具体点儿吗?

赵宾福: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上的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我们可进一步发现它们与外界文化的交流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形式上的不同。有的以向外输出为主,可称为“外输式”的交流方式,有的以向内吸收式为主,可称为“内收式”的交流方式。

先从小河西文化、南台子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这四个阶段来看,自身特点十分突出,全部遗存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这一时期的三个考古学文化遗存当中,很难找到与周边地区相同的文化因素。相反在辽西南部的河北磁山文化、东部的沈阳新乐下层文化和大连小珠山下层文化、东北部的长春左家山下层文化器物群中,均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来自于辽西地区的以“之”字纹陶器为代表的文化成份。不仅如此,在远至中原地区属于半坡文化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当中,同样也可以看到源自辽西地区的属于赵宝沟-富河文化的尊形器的身影。这表明,在公元前4500年以前,辽西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向是向外的,方式是向外输出式的。

到了红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末期这四个时间段上,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是从红山-小河沿文化早期开始,辽西地区与外界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原来单一的向外输出式,变成了以对外借鉴为主的向内吸收式。虽然对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幅度和力度明显偏弱。这种状况,前后持续时间长达2000年左右。为说明问题,可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红山-小河沿文化早期,器物群中除了包含有大量来自本地区以“之”字纹、席纹筒形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份外,还新出现了彩陶和红衣陶。特别是在器形方面,有些成份明显可以看出是来自中原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晚期的因素。这表明辽西地区从这一时期开始,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原地区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第二个例子是红山-小河沿文化中期,陶器群中同样可以发现一定数量的来自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和器种,与此同时还明显出现了来自东南部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因素。第三个例子是红山-小河沿文化晚期,彩陶更加发达,只是外来的影响由中原地区转变成了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从所见的彩陶图案和器形上看,这些因素应该是西部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或称“白泥窑子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对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影响的结果。第四个例子是红山-小河沿文化末期,外来的文化影响更加强烈,而且来源更加复杂,甚至还可以见到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由这些例子不难看出,红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末期,均受到了来自周边地区多个方向上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且从早到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不管这种影响是主动接受的还是被动接受的,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过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大大地推进了这个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进步,并由此使得辽西地区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大发展阶段。从此认识出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山文化到了它的偏晚阶段,能够在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一枝独秀,最先跨入文明门槛的真正原因了。

总之,辽西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与周边文化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交流方式是有所区别的。时间不同,方式也不一样。具体说来,可概括为两个大的时期和两种不同的方式。早期以前四个发展阶段的小河西文化、南台子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交流方式是“外输式”的。晚期以后四个发展阶段的红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末期为代表,文化的交流方式是“内收式”的。

    马海玉:红山文化的研究和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过去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您认为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或整个东北考古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或者说是工作重心,应该是什么呢?

    赵宾福: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很有前瞻性,更具有战略性,我对此也一直都在思考。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说:考古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理论研究三部分内容。其中,基础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基础,专题研究需以基础研究为前提,理论研究则是对基础研究和专题研究成果或方法的知识化概括和经验性总结。

    如果用这种理念审视辽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首先便不难发现以往在基础研究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深入。无论是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考古学遗存的发现、发掘、发表研究,还是以遗存分类为手段的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定性、定位研究,以及以框架、谱系、格局为目的的考古学文化时空关系、亲缘关系、互动关系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接下来的科研工作重点,应该进一步转移到由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古代人们共同体或族群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专题研究上来,这既是学科本身研究的需要,也是考古学实现透物见人、研究历史目标的战略要求。概言之,在已经取得的较为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多方面、多领域的专题研究,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理论研究,无疑应成为今后辽西和东北史前至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或课题。

    其次,包括辽西在内的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高纬度区域,气候、环境与黄河和长江流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加之自身的生态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加强辽西和整个东北汉代以前考古学文化产业方式和经济结构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辽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经济结构自身的区别与联系,也有利于对中国两类新石器文化即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农业新石器文化和以东北北部黑龙江流域为代表的渔猎新石器文化的认识,更便于把握处于两者之间的东北南部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经济类型的过渡性和复杂性特征。此外,辽西和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渔猎两类生业方式与后来青铜时代出现的农业、牧业两类经济类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更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其研究结果,无疑有助于推动对两类新石器文化和两类青铜文化关系的进一步揭示。

    再者,辽西和东北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中华文明形成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因此加强对这一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分析和社会结构研究,意义十分重要。具体说来,红山文化坛、庙、冢等大型祭祀性遗迹和红山文化龙、凤、人等高等级玉礼器的发现,均已证明辽西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第二松花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各类玉器的出土,也表明这两个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与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有关的重要考古学证据。所以,日后如若能够不断地加强“古国”时期和“方国”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内部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的研究和揭示,无疑会将辽西和东北地区的史前至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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