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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文博论坛 《多维视角下的红山文化研究:第九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述要》  
 
 于建设  滕海键

(赤峰学院 红山文化研究院 内蒙古 赤峰 024001

201481213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博物院、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辽宁师范大学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第九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赤峰市举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和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韩国航空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朝阳师专和赤峰学院等高等院校及赤峰地区部分旗县区文博机构相关学者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从多维视角对红山文化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玉器是红山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这次会议讨论玉器的文章最多。

辽宁大学华玉冰教授以“红山玉璧寓意管窥”为题做了报告,认为:红山玉璧形态具有浓郁的特点,与其它区域史前文化玉璧的形态、用途不同。在红山文化系统的早期文化中找不到玉璧的直接原型,它也并非受同期或早期其它文化系统的影响。红山文化玉璧多非正圆形,且有数量不等的系戴穿孔,这与其用途息息相关,其早期形态可能是兴隆洼文化的蚌饰。以玉璧作为通神工具在红山文化中流行的时间较短。红山文化晚期早中段开始出现玉璧,晚段以后,璧类器物开始衰落,其通神与权威功能通过其它环形玉器得以延续。

辽宁省博物馆孙力先生的报告题目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玉箍摭谈”,他认为“马蹄形玉箍”或“斜口筒形器”是众多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特色的一大类,从其选料、制作到奇特的造型为今人叹为观止。关于其功能,目前学界仍存有较大分歧,有人推测为束发器,有人认为是祭祀的通天器,还有人认为是占卜吉凶的神器,等等。他从制造工艺、器形结构及考古学验证等几个方面,对马蹄形玉箍进行了综合探讨,并结合模拟实验,推断其功能应为代表身份的“王冠”。

山西考古所薛新明研究员以“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出土玉石器”为题介绍了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玉石器,认为它们不是当地文化传统的延续,应是引进了其它区域的一些理念,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而形成的一种新制度。清凉寺墓地代表着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时期玉石器工业的起步与发展历程,以随葬器物的方式显示墓主人生前地位,财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礼器、生活用品及特殊寓意的珍宝,只要是墓主人生前拥有的重器,都必须放入墓葬之中,这成为葬俗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史前时期的礼制形成与发展历程中,以清凉寺墓地为代表的中原核心地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先生提出:红山文化玉器不是作为美术的装饰品而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法器而生产和使用的。要读懂这批玉器的文化蕴涵,需要先回溯80005000年前神话思维时代先民的精神世界,确认史前人类对玉石的崇拜和玉雕形象造型的观念初衷。现代性知识体系以科学无神论为绝对基础和条件,其教育结果使得大部分知识人缺乏进入神话信仰想象世界的可能门径。仅靠逻辑三段论和科学检测方法都不能推导出红山文化时代玉器的生产动机及心理效果。比较有效的解读方法需要借助于世界史前学、比较神话学和民族考古学的知识,尝试还原五千年前的初民信仰世界。目前的兴隆洼和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大致遵循的是学科本位主义,认知考古学的思路和比较神话的视角相对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西辽河地区是目前所知的玉石神话信仰(玉教)在史前中国的主要发源地。聚焦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的学术努力,就可以逐步迈向文化整合方向,从力求重建当时人类的信仰和世界观入手,获得器物文化、观念文化和经济行为相互作用的全局性把握。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玉器生产具有文化大传统的原型意义。需要从理论上追问的诸如玉文化的大传统是如何异地辗转和顽强延续下来的,其异地传播的宗教信仰原因和物质原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等问题(报告题目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神话信仰研究”)。

韩国航空大学禹实夏教授提出: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各种形态的玉璧,学界根据其外形差异而将其命名为圆形玉璧、方形玉璧、双连玉璧、三连玉璧等。一般来说,在红山文化时期人们的观念体系中,用圆(=天)、方(=地)、角(=人)来比喻天(=天上世界),地(=地下世界)、人(=人间世界)。圆形玉璧象征下级萨满教徒沟通天上世界的天神与萨满教徒的‘通天仪器=通天神仪器’。方形玉璧象征与地下世界的地神和死者的灵魂沟通的下级萨满的“通地仪器=通地神仪器”。由此推断,未来有可能发掘出角型玉璧(=通人仪器=通人神仪器=通祖神仪器)(演讲题目为“关于红山文化各种玉璧象征意义的研究”)。

辽宁省博物馆栗荣贺指出:玉器制作是一项复杂的劳动,因此它不可能离开机械,即便是简单的机械。古代的机械装置有一定的传承性,我们推测史前的机械装置不能脱离金属装置逐渐替代石质装置的思维。可以推断,史前石质装置的功能应与而后出现的金属装置功能相同。换言之,找到具有与金属功能相同的石器是了解史前机械装置的途径之一。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一批特殊石器,究明这些石器的功能,采用以石质装置模拟金属装置的思路去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他以查海出土石器为例,通过实验考古学进行模拟验证,来具体探讨史前玉器制造技术(“史前制玉机械初探——以查海出土石器的实验考古为例”)。

中国林业出版社黄华强将C形玉龙与现实动物形象进行对照,从全身、龙首外形、梭形眼、下颌部网状纹、额头部网状纹、脊饰六个方面分析,推测C形玉龙的造型是以未成年鳄的身体、以成年鳄的角状物进行组合加工制成。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在新石器时期可能有鳄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C形玉龙在造型为鳄并非个例(报告题目为“赛沁塔拉C形玉龙的造型为鳄说)。

二、典型器与陶器纹饰研究

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认为筒形罐、钵、盆等主体器型形制变化不易掌握,缺乏叠压、打破关系,分期结果只能把握文化的大致年代跨度,在文化的阶段认识和文化期别的确定中往往实用性不强。在建立辽西区史前文化时空框架时,除类型学的应用外,还应重视共存关系及具有辨识意义的典型器物的发现。辽西史前文化的质变或阶段性变化均受燕南或中原文化影响所导致。某些受南边因素影响形成的器物,数量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普遍存在、与其它器型有共存关系,对辨识相对年代具有重要意义,应视为典型器。赵宝沟文化开始出现圈足器,这必定是来源于燕南的因素。所有指征都说明圈足器虽数量不大,却是距今72006500年间这一时期时代性强、特征性明显的遗存,在之前的兴隆洼时代和之后的红山时代均不见,可作为这一时代辽西的典型陶器。通过对辽西区陶器及与燕南文化的比较,红山文化各期别的时代指征性器物也正在被辨认(“典型器与对辽西史前文化阶段性变化的认识——以距今72006500为例”)。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马海玉副研究员在考察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动物纹饰基础上,总结其演变经历了:纹饰由写实-抽象-图案;器型由筒形罐--鼓腹罐、豆、钵;由原始性-祭祀性-生活化的演化过程。动物形纹饰从写实到抽象当是人类认识自然从“畏”到“敬”的过程;而小河沿文化动物形纹饰图案化似乎表明人类对自然逐步由“畏敬”走向“和谐”。赵宝沟文化高度抽象化动物纹饰的主体应为蛇,或许这就是辽西地区最早的龙的化身。小河沿文化符号化了的动物形纹饰,在之后的世界许多地区可见,辽西地区可能是它们的起源地之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形纹饰及图案分析”)。

内蒙古师范大学大鸿德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吴甲才研究员采用分层分段式方法,解析新发现的红山文化彩陶纹饰,认为把整合直观的古人绘制陶器上的纹饰分解开,再整合在一起,与同期的岩刻等遗存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彩绘纹饰某些内涵之所在,通过几件典型陶器的分析案例,来揭示陶器纹样的奥秘(“用分层分段式揭示新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彩陶纹饰的秘密”)。

三、人形造(塑)像与原始宗教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田广林教授指出: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坐姿人形造像,已有数十例之多。这些人形造像,从材质上说,有泥塑、陶塑、石刻、玉雕;从表现手法上说,主要为圆雕,也有线刻;从形体姿态上说,可分为盘腿坐像、高脚坐像和跪坐踞坐像三类,其中盘腿坐像、高脚坐像均为神像,且为正神,跪坐踞坐像当为傩的灵物像。由此,我们认识到,由祭祀到礼制,由巫者到王者,由部落到国家,应该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此外,有必要对当年朱子所讨论的中国古代传统跪礼、坐礼和拜礼进行重新检讨。同时,对于传统的中西交通知识体系,也应予以重新改写(报告题目为“红山文化人形坐像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研究所索秀芬研究员通过考察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红山文化各类人塑像,总结了红山文化人塑像的一些特点:多出土在祭祀遗址,多数形体较大,少数形体较小,制作精细,与宗教祭祀有关。材质多样,以陶质数量最多,其次为泥质,再次为石质,最少为玉质。大小不等。姿态各异,大多为全身塑像,少数为半身塑像,还有为数不多的人面塑像。表现手法多样。红山文化的人塑像绝大多数为裸体,反映出红山文化先民以裸体为美的审美观念。人塑像有祖先、天神(农神)、生育女神、巫师、巫术替身、护身符、中国“维纳斯”、说唱造型、舞蹈造型等多种形象,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宗教信仰和审美,以及娱乐、生育等多方面的精神生活(“红山文化人塑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仁湘先生用比较方法对鸮进行了分类,提出了鸮经历了全鸮形到鸮面形再到鸮目形这样一个过程,认为正是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基于太阳崇拜、鸟崇拜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鸮。甲骨文中的“商”字其实为鸮目构成。红山人崇拜鸮,商人也崇拜鸮,这可能为探究商的起源寻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有很多研究商代和考古的学者都在思考商人是哪来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从东北过去的(“先秦艺术中的鸮形主题——由红山文化玉器说起”)。

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副教授指出:红山文化宗教遗存的普遍发现表明当时宗教的普遍性和普及性。红山文化宗教祭祀遗存的物化形式可略分三类:第一类是坛、庙、冢类或其中的任意组合,第二类是神像类,第三类是具有通天功能的玉器或法器。其时,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巫觋管理集团已经出现。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神权管理体系。他还分析了原始宗教系统与红山文化兴衰的关系。认为红山文化神权管理体系的高度发展,是这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一度引领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最终也成为导致红山文化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试论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统”)。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邵国田副研究员介绍了赤峰地区岩画的分布概况和分类,经初步研究认为: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无边框或有边框无花边的当是巫神面或神兽面;而有边框且有花边的当为神巫的面具。神巫面具作为岩画的主体内容之一,说明史前原始宗教信仰的专一化,这与考古发现的法器类面具的发展相一致。神巫面具岩画集中分布于一条岩画的几个点,说明这些地点应是史前先民宗教信仰的中心区(“试析赤峰地区岩画中的神巫面具”)。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杨福瑞教授认为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及其以天地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巫觋祭祀等宗教活动在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历史发展中各自或互相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处在原始宗教发展的鼎盛阶段,构成了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的信仰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宗教意识之浓烈,巫风之兴盛。大规模的公众崇拜和神灵信仰反映了红山文化较为复杂的原始宗教形态(“试论红山文化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四、植物考古与经济形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志军先生基于在赤峰地区多年的植物考古研究,提出了该地旱作农田起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赤峰地区旱作农业的起源大概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这是旱作农业的孕育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小米的栽培。第二个时期以兴隆沟遗址为代表,通过浮选发现了早期小米遗存,年代距今7650年。兴隆洼文化的生业形态,应以采集狩猎为主,农业经济在当时居辅助地位。第三个时期始于距今六千年,红山文化的生业形态确实还不清楚,有必要去寻找更充足的考古证据。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当地环境可能出现显著变化,促使红山文化的生业形态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部分转向农耕,一部分开始向畜牧发展,这有待进一步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C龙都出土在北部地区,即西拉沐沦河流域,而猪龙大部分都出土在南边老哈河流域。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值得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赤峰地区出现了一个农业发展的小高潮,但种植的农作物非常单一,仅限于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浮选结果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经济形态没有显著变化。他指出:赤峰地区的旱作农业传统源远流长,从万年开始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中断过。另外,旱作农业一直不断发展和变化,总有它自己独特的特性,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赤峰地区古代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自小河西文化至明清时期”)。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孙永刚副教授选取哈民忙哈遗址为个案,讲到经过科学的取样和系统地浮选,在哈民忙哈遗址中获得的炭化植物遗骸中,包括可能种植的粟、黍和大麻等旱作农作物,采集的藜、大籽蒿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出土鱼类、动物骨骼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哈民忙哈先民的经济结构的主体仍然是采集和渔猎,农业经济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哈民忙哈经济形态”)。

辽宁师范大学梁景欣认为:已有考古材料表明,小河西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已有排列有序、规划整齐的定居村落;当时居民使用的生产工具除了一应俱全的锄、刀、斧、锛、臼、杵之外,还常见用于谷物加工的磨盘和磨棒;丰富的陶质筒形罐和常见的石质容器揭示出石质容器与陶质容器并用,构成当时社会主要生活用具的组合特征;墓葬中狗骨的发现,似乎表明家畜饲养业也已经出现。种种迹象表明,最初的农业因素已经在小河西文化社会发生。因此,辽海地区的农业起源应该上溯到小河西文化时期(“小河西文化经济形态浅议”)。

五、红山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及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在报告中提及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指出最近三十年考古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有必要重新研究上古东北与西南的文化联系和人类迁徒。认为介于东北与西南之间的西北地区起了枢纽作用: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分别向东北和西南传播,形成了人字型文化传播带。他试图从陶器、石器、金属、动物、植物、墓葬形式等方面探讨上古东北与西北之文化联系和影响,并从人类迁徙和地理环境角度进行阐释(“上古中国东北与西北的文化互动”)。

大连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研究员认为“哈民忙哈文化”以凸字形房址和糙面麻点纹、方格纹筒形罐和小口鼓腹双耳壶最具有特色。压印之字纹筒形罐、小口鼓腹双耳壶、斜口器、彩陶、玉器等与红山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物相似,因此哈民文化以本地土著文化特征为主,同时深受红山文化影响。但哈民文化又与红山文化的房址和墓葬区别甚大。哈民文化是红山文化近邻一个具有典型地方特征的文化,并非红山文化一个类型(“论哈民文化及其与红山文化的关系”)。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祝乘风副教授介绍了日本及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巴纹。巴纹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日本的祭祀活动、建筑装饰和生产生活中随处可以看到。巴纹还存在于朝鲜半岛、中国、中亚、印度、北非、欧洲。可以从玉玦、C型龙、勾玉、太极图看到与巴纹的血缘关系。由此,联想到从顾颉刚开始的对于鸟夷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勾勒出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等鸟夷文化的发展路径和分布情况。从巴纹入手进而考察巴纹分布地区,发现还有很多相似的文化符号,如鸟图腾、龙图腾、太阳崇拜等。应可以认定这些就是鸟夷文化符号的基本特征。借助文化符号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化是一条捷径,鸟夷文化符号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鸟夷文化的了解,从而有利于红山文化的比较研究(“文化符号视角与红山文化研究——以“巴纹”为中心”)。

六、其它诸多相关论题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于建设教授以推进和深化对红山文化的整理研究为主旨,提出了几点考虑。首先,借鉴中国思想史的最新成果,运用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根本传统是逐步脱魅化的巫史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传统始终没有消解”的论断,重新审视红山文化,运用“一个社会,两个传统”的理论,想必会推动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新的境界。其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先秦文献中寻找解读红山文化的关键材料。第三、拓展全球化的视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比较红山文化的价值。第四、吸收先进的科学方法,使红山文化学的创建工程更加严密、更加系统。第五,大型聚落址的发掘、解剖,将是今后红山考古的主攻目标(“红山文化研究拟突破的几个结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朱乃成先生就如何认识红山文明玉器、玉龙、红山文明、红山文明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等诸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他认为红山文明的玉器与红山文化的玉器概念是两回事。距今5300年前后直到5000年以内是红山文明玉器的年代。红山文化的玉器发展与当时盛行的宗教信仰有关联。红山文明促进了红山文明玉器的发展。谈了C形龙不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根据。认为红山文明年代目前有考古学证据支持的以牛河梁上层积石冢为代表,大概在公元前3360年到公元前2920年之间这个范围内。红山文明的特征可归纳为:以农业经济发展为基础,盛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宗教信仰活动作为社会的凝聚力,有祀无戎,没有掠夺性的战争行为,自生自灭,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人独尊。这些特征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在辽西地区形成的红山文明很特殊。其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积累很有限,但社会等级却表现的十分清晰。红山文明是在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以发展宗教信仰活动为主要特色,由此形成了以上这些红山文明的特殊现象(报告题目为“红山文明及其对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

山西考古所田建文研究员值张忠培先生八十华诞之年,介绍了张先生对红山文化的认识。1983年在辽宁朝阳、喀左召开的“东山嘴遗址座谈会”上,张先生就东山嘴遗址表现出来的宗教问题做了发言,主要有两点:认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那些肩负宗教职能的人往往在当时社会中有较高智能。专用于祭祀的东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标志着它所属的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宗教具有保守的特点。我们不能仅根据宗教信仰中所表述的情景,简单地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谈到张先生一贯坚持从时、空、遗存、人这四维的比较进行考古学研究,对红山文化进行梳理和解释也是如此。提及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中国远古时代》,增加了张先生的《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作为附录一。在“考古学文化及其演化”,“走向文明门槛:社会组织的演变”,“信仰、宗教的变化及巫师权贵的出现”中,对红山文化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有很高的指导价值(“张忠培先生的红山观”)。

辽宁师范大学田野博士在对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遗存中的早期石构遗迹进行全面疏理基础上,就辽西地区史前石构遗存的起源、早期发展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西辽河流域是我国史前石构遗存密集分布的中心区域。小河西文化时期是本区史前石构遗存起源时期。小河西文化的石构灶,是目前中国境内所见史前遗存中出现时代最早的石构遗存,具有独立起源的文化发生学意义。兴隆洼文化是本区早期石构遗存获得初步发展时期,此间的石构遗迹,除在本区土著文化传统上继续普遍被利用为上层分子和殷实人家居室中的灶外,还在当时社会精神层面的宗教礼仪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白音长汗遗址和洪格力图遗址兴隆洼文化积石冢的发现表明,当时生存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社会少数重要成员死后,往往都被奉安在附近山头顶部。兴隆洼文化积石冢,应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直接文化渊源。查海遗址发现的大型龙形石塑的位置居于整个环壕聚落遗址正中的中心广场,分布在龙形石塑南部的十座墓葬和两座祭祀坑也都位于中心广场之内。这十座被安置在聚落中心位置的墓葬绝非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通墓葬,而应是某些生前为社群做出重要贡献、死后被奉为神灵的特殊人物的墓葬。查海龙形石塑与后世帝王皆以真龙天子自居,皆在城中的宗庙祭祖的传统礼俗,也应有某种内在的文化渊源关系(“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石构遗存研究”)

朝阳师专朱成杰先生讲到: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承德文物局于艳玲副研究员指出:燕北红山文化地区,即如今承德,赤峰和朝阳及所辖地区,正处于中原与北方文化的交汇地带,自古就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之中。承德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多处重要发现。在滦河老哈河流域,发现红山文化遗存7处。在阴河流域,发现含有兴隆洼文化因素的遗存。滦平金沟屯遗址出土的之字形筒形罐,划纹碗,壶等。特别是出土了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男女青石偶像6件。兴隆杨树屯出土了青石雕裸体女像。这些与内蒙巴林右旗白音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现的器物极其相似,可以说是承德地区红山文化的艺术珍品。在围场下伙房红山文化墓中出土的玉环,玉猪龙与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石墓出土的器型完全一致。平泉发现的石头城,围场的富河文化遗存也是具有燕北红山文化性质的重要发掘。单从出土器物看,老哈河、滦河下游所发现遗存,属辽西红山文化类型。而滦河,潮白河上游处于跨长城地区,出土器物体现出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交错的特征。承德滦河与阴河流域出土的以大型粗石斧,亚腰石锄,和之字纹陶罐为代表的富河文化遗存,与红山文化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尚需研究(“承德地区红山文化遗存及特点”)。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倪建平研究员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中华文化与全球化进程的良性互动是我们思考“红山文化”整合与创新的基本点。建设民族文化强市更需要考虑如何借助于对外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达自己民族的历史,塑造民族的形象,阐释民族的意义;建设民族文化强市也正是要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努力促使本国以及本市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同,进而塑造美誉的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本文通过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探讨不断走向深入的全球化背景下,加强红山文化的对外传播对精心打造直接推动赤峰经济发展的独家草原文化品牌,以及对丰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重要内涵。要在国际社会更有效地塑造“民族文化强市”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赤峰市的文化软实力,就要多层次、多维度地拓展红山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进一步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从而推进实现“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各地、各国家的互利共赢和繁荣发展,增进中外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团结,进而塑造赤峰良好的城市形象和美誉的中国形象(“试论红山文化对外传播与赤峰城市形象的提升”)。

 

 

 

                            于建设、滕海键系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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