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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彩陶识赏

 

王仁湘

 

红山文化的发现,最吸引人之处,是它的祭坛与玉器。红山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精致的彩陶,只是由于数量不多的原因,不大为人们关注。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发现丰富的史前彩陶,都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相比之下对红山文化彩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红山文化彩陶有自己的特点,与中原及邻近地区也有交流,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它的内涵,追寻它的源流,这对于了解史前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也是一个很好的认知途径。

    一、发现

红山文化彩陶较多发现于西辽河地区,赤峰红山后、蜘蛛山和西水泉遗址都有出土,其他还有敖汉旗兴隆沟和三道湾子、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辽宁凌源县牛河梁(图1和三官甸子城子山、阜新胡头沟遗址等也有一些发现。

红山文化彩陶一般都出土于墓葬中,居址中也有一些发现。由墓葬中的发现分析,所见彩陶有的是专用的墓葬用器,不是日用器皿。如大量见到的高筒形器,有时并列排放在墓室周围,它们应当不是作为容器使用的(图23

更多的彩陶,应当是日用器皿,当然也许与一般日用陶器还存在区别。由于大规模发掘的遗址较少,对红山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彩陶还不能获得更多认识,不过肯定有些精美的彩陶有的原本也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当然不会为一般居民所拥有。

二、特点

红山文化彩陶特点鲜明,多是在细泥红陶上以黑彩绘出纹饰,敷彩面一般较大,要占到陶器表面的大半位置。也有的砂陶上绘彩,纹饰相应显得粗犷。彩陶器形主要有钵、碗、盆、罐和壶等,还有一种筒形器也很有特色。

就纹饰而言,红山文化彩陶基本都是几何形,没有象生类,纹饰以菱格纹、钩旋纹和叠弧纹最有特色。还有并行斜线纹和平行竖线纹等,也有并列的细长三角纹(图4,这几类纹饰排列密集,可以统归为条状类纹饰。

以直线和弧线为图案基本元素,纹饰朴实简洁,构图对称均衡;讲究色块对比,采用衬托手法表现纹饰互映效果。其中如菱格纹的黑彩与陶器表面的红地形成对比,黑红相间,色块整齐,对比强烈,有如棋盘一般(图5

还有整齐的叠弧纹,粗壮的弧线重重叠叠从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潇洒飘荡,形如叠帐密密匝匝(图6

又如钩旋纹亦是以黑彩衬红地,环环相扣,层层相叠,图案给人以很强的冲击力。钩旋纹又分单钩和双钩两种,排列都非常整齐,很有韵感(图7

另有一种主要装饰在筒形器上的宽带纹也很有特色,黑彩宽带多层横向平行,纹饰虽然简洁,但却显得很有气势(图8

此外还有一种伞盖状的图案,将陶罐上部画出伞状图案,有如荷叶形盖子,很有装饰意味(图9

还见到一种类似花瓣纹,与仰韶文化表现出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发现的数量有限(图10

红山彩陶中许多器物都是一器绘一种纹饰,成行成排,罗列有序。有时也见到两种纹样同绘一器,对比强烈,相得益彰。

红山文化彩陶有不少大型器,常在陶器上腹绘出多层排列的纹饰,横向为二方连续结构,再由纵向扩展为四方连续结构,气势比较大,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典型纹饰

红山文化彩陶虽然特点鲜明,但感觉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因为在西辽河流域的前红山文化中,没有发现更早的彩陶。这样看来,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最有可能是周边文化影响的结果。例如彩陶中的宽带纹,应当与南边仰韶文化的影响有关。旋纹是红山文化居民特别重视的一种纹饰,除了在彩陶上大量描绘,还用刻画的方式将它装饰在陶器上,阜新胡头沟遗址就出土了这样的陶片。这种双旋纹可能是庙底沟文化影响的结果,不过整体风格有了一些改变,与庙底沟文化的双旋纹区别明显。

史前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影响是相互的、双向的,红山文化彩陶有可能对仰韶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类似彩陶在仰韶文化遗址很少发现,但它却是红山文化彩陶流行的图案,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引入的题材。

下面从菱形纹、钩旋纹、双旋纹和绞索纹几种纹饰,梳理红山文化彩陶的源流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一)菱形纹

红山文化彩陶上的菱形纹,过去不大受关注,一些研究者甚至只当作三角纹描述。其实它是由双色直边三角建构的菱形纹,一色是绘上的黑彩,一色是器表的红色,双色三角交错构成菱形,图案黑红对比鲜明,呈二方或四方连续方式排列。这种菱形纹一般出现在筒形器上,有的绘制相当规整(图511

类似的菱形纹,在中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上都有发现,数量也不算太少。黄河流域典型的菱形纹,是用三角形纹组合而成,这样的三角都是直角三角,黑红颠倒。拼合出来的菱形,在外围还要用另外的黑红三角衬托,构图非常严密。这样的菱形在构图细微处也还有一些差别,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构成菱形的四个三角紧密联结,一类是上下两对三角之间留有隔断。在有的地点只见到其中一类菱形纹,有的地点两类菱形纹都有。

以对称的黑白(红)三角形组成的菱形纹在半坡文化彩陶上就已经出现,在西安半坡、芮城东庄村和秦安大地湾都发现许多菱形纹彩陶。半坡时期的菱形纹也是由对称的黑白(红)三角组成,构图已经非常成熟,有了几种定型的形态。庙底沟文化中的菱形纹完全承袭了半坡文化的构图,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在菱形之间添加了新元素的隔断(图12

不论在半坡文化还是在庙底沟文化中,彩陶上都见到这种精彩的菱形纹,菱形的构图与色块的组织也都相似,艺术表现手法一脉相承,表明它们应当具有同一的来源。当然这种继承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庙底沟文化彩陶的菱形纹显得更为丰满,纹饰单元之间常常添加有另外纹饰组成的隔断,看起来显得更加多姿多色。

红山文化的菱形纹,显然与中原地区的同类纹饰存在密切的联系,应当是后者传播的结果。稍有不同的是,红山文化对这种纹饰又有新的表现,因为筒形器上有了更多的空间,原本是二方连续的构图变成了四方连续式,使得纹饰组合有了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图13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蒙古凉城王墓山坡下遗址发现了菱形纹彩陶,菱形纹绘在直口钵上,也是黑红三角对称的构图,没有什么附加纹饰,与中原地区所见相同,接近庙底沟文化风格。凉城这一带正处于中原与辽西的中间地带,恰恰发挥了文化传播的接力作用(图14

   (二)双旋纹

红山文化彩陶最重要的代表性纹饰是旋纹,旋纹亦是地纹彩陶,以黑彩衬红地,环环相扣,层层相叠,图案给人以很强的冲击力。旋纹又分单旋和双旋两种,排列都非常整齐,很有韵律感。双旋纹分为大小两式,即繁简两式,都没有绘出明显的旋心。大双旋纹常是单独构成多行的二方连续图案,小双旋纹一般是与其他纹饰配合使用。凌原牛河梁出土的两件盖罐,都绘着三行双旋纹,构图非常严谨(图1516

在很多新石器文化中都见到了旋纹彩陶,以庙底沟文化中发现的最多,构图也最为典型。彩陶上的旋纹一般是以未涂色处为主要构图的阴纹形式出现,中心部分也就是纹饰结构的主体,都是一种相同的旋纹。阳纹的勾叶、弧边三角及不规则的弧边形,都无一例外是衬底图形。它们衬托出来的阴纹,有圆形的旋心,有曲回的旋臂,构图谨严缜密。过去研究者认为这类图案的组合没有固定的章法,甚至无法将它分割为独立的单元,如果采用反视阴纹的方法,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们会发现它的章法不仅十分的严谨,而且纹饰清丽秀美异常。双旋纹中最典型的是单体双旋纹,以单体形式组成二方连续图案,也没有附加的元素,是一种基本的形式(图17

这类单体双旋纹虽然也排列成二方连续式,但单体纹饰之间并不连接。到后庙底沟文化时期,双旋纹构图有了明确改变,左右双旋通过旋臂连接为一体,左双旋的下旋臂成了右双旋的上旋臂,不分彼此。秦安大地湾遗址四期文化彩陶见有多例这类双旋纹,其中就包括一部分过去被认作“鸟纹”的旋纹(图18

同是双旋纹,红山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双旋纹区别比较明显,与后庙底沟文化双旋纹比较接近,区别只在前者的双旋主体呈扁形,而后者的呈圆形。这两类双旋之间有明确的亲缘关系,只是哪个文化起了主导作用还不很清楚。而且红山文化的双旋纹常见多重排列形式,画面显得更为壮观。

  (三)钩旋纹

钩旋纹是红山文化彩陶最富有特征的纹饰之一,也是一种独有的纹饰。红山文化彩陶中除见到与庙底沟文化大致相同的旋纹,也有一些表现有自身特点的旋纹,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等遗址发现一种重行排列的卷勾样纹饰,有的研究者称之为“三角勾连涡纹”,或者称为钩旋纹(图719,其实它应当是一种旋纹,是不同于双旋纹的单旋纹,只有一个旋臂。我们要采用阴纹方式反视这些图案,它们实际上是非常严谨的单旋纹,三角和弯钩状阳纹都是衬底纹饰。

这种图案呈现规整的二方连续结构形式,常常以重行排列的方式出现,有时平行排列多达6行。

 

   (四)绞索纹

红山文化彩陶中还有我们过去没太注意的一种元素,这就是绞索纹。在赤峰博物馆展示的红山文化彩陶,有一件三环足钵形器,不论器形或纹饰,都是以往未见到过的新品(图20。在敖汉旗博物馆还展示有另一件类似的三环足彩陶,虽然纹饰不同,但却证明这样的器形并不是孤例。另外敖汉旗博物馆还陈列有一件深腹大陶瓮,下腹刻画着绞索纹,表明绞索纹在红山文化中的发现也不是孤例。

绞索纹彩陶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有较多发现,它是大溪文化彩陶的主流纹饰(图21。要说它与红山文化彩陶有什么直接联系,可能过于牵强,不过我们在中间环节上还是找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

在黄河上游地区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四期文化中,出土了若干件绞索纹彩陶。大地湾彩陶绞索纹不般不与其他纹饰组合出现,有双股并绞,更多的是四股并绞,有正绞,也有反绞,方向不一(图22。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有绞索纹彩陶发现。最标准的一件绞索纹彩陶出自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一件小型陶钵上绘四股并绞的折线形绞索纹,非常接近大溪文化风格。大汶口文化还有一例绞索纹彩陶是在江苏墩县大墩子遗址发现的,主体纹样为折线双股并绞的绞索纹,但上下还有附加重叠的绞索纹,构图比一般绞索纹要繁复。

更重要的是,有一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绞索纹彩陶很值得关注。这组器物的器形和纹饰都比较特别,它们原本并不归属于庙底沟文化。这组器物共5件,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件,绘绞索纹与花瓣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双线型,绞索结较大。陕县庙底沟遗址一件,绘平行斜线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折线形双线型。汝州中山寨遗址一件,绘花瓣纹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弧线形双线型。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一件,绘平行斜线、三角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弧线形双线型。陕西华阴西关堡一件,器形非常完整,敞口斜壁矮圈足,腹壁绘花瓣纹、平行斜线、三角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折线形双线型(图23

将以上5例彩陶放在一起,虽然只是西关堡一件为完整的豆,其他4例残损过甚,但明显属于同一类器形,都是折腹直壁矮圈足豆,折腹处起突棱。这类豆形器在庙底沟文化中十分少见,像是外来品,来自两湖地区的可能性较大。所绘绞索纹全是双股并绞,风格比较一致。与绞索纹组合的纹饰在两湖多见,但四瓣式花瓣纹又是明显的庙底沟风格,应当是大溪人仿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结合本地特色制作的产品,似乎不大可能是庙底沟人自己的作品。

中原地区自然也见到仿制的绞索纹彩陶,郑州大河村遗址就发现有数例。其中有三例属于“仰韶二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年代相当,绞索纹全绘为折线形双线型,单元纹饰较小。还有一例年代略晚,绘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绘工较为草率。

由于红山文化的绞索纹彩陶很少,可以初步判断这类纹饰的创制者不是红山人。

四、纹饰含义

从彩陶规范的表达模式看,我们对许多纹样一定包含着特定的信息深信不疑。流行的纹饰一定有它固定的象征意义,它是史前人抽象出来的观念符号。对于彩陶纹饰含义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都进行过的尝试,虽然这种尝试很难取得确定的结论,但这样的努力对于深入探讨史前人的精神生活总会有所收益。

虽然红山文化中的彩陶无论是数量还是纹样的种类都不算太多,系统的研究也并没有跟进,但研究者对一些流行纹样象征意义的研究,却是有了急切的探讨。由于红山文化盛行龙崇拜,出土了许多玉龙标本,有的研究者便希望能在彩陶中找到龙的身影。于是彩陶中的叠弧纹被认作是龙麟纹,这样的彩陶也就成了红山人奉行龙崇拜的又一个证据(图24。有的学者认为,多见于敛口罐和筒形器上的叠弧纹是龙麟纹,在红山及其他遗址的彩陶上还有龙身纹,这种龙身纹与陶寺龙盘所见完全相同,后者源于前者的发展脉络清楚。

不能否认,叠弧纹确实有麟片的形状特征,但作为一种纹饰,它的来源并不清楚,在玉龙身上也没有见到相似的图案,还需要等待新出土相关资料印证。再者,红山文化龙的原型,据研究是猪的可能性较大,或许猪龙本是不会有麟片的。那与陶寺龙盘接近被认为是龙身的纹饰,更有可能是菱格纹的变体,不一定就是表现的龙的身子。

从彩陶筒形器看,它是一种无底的特型器物,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容器,它往往出土于大型墓葬中。一些研究者都认为,红山文化的类似彩陶可能是专用的祭器。如果是祭器,它上面的纹饰不会不具有特别的含义。如果将红山文化钩旋纹(勾连花卉纹)笼统归入旋纹看待,可知红山文化居民对这种旋纹特别重视。类似旋纹式地纹彩陶在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发现较多,应是一种特别的象征,它的真实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当某类纹饰在一定范围流行,就应当是它的象征意义被认同的结果,所以彩陶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忽略的。

 

五、红山文化彩陶的来源与去向

红山文化中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因为在西辽河流域的前红山文化中,没有发现更原始的彩陶资料。如果是突然出现的,它最有可能是周边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由红山文化彩陶中的主流纹饰看,在南边的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都找不到源头,这似乎说明红山文化彩陶又表现有相对独立发展的特点。

红山文化彩陶特点突出,它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它的来源不明。虽然与其他文化没有明显联系,但也不是一点联系也看不出来。

由红山文化彩陶中的菱形纹、旋纹、绞索纹这三元素分析,可知红山文化与中土新石器文化有明确交流。交流是互动的,由具有特色的变形旋纹可以看到红山文化彩陶元素也可能有过输出。彩陶元素的交流,是艺术交流,也是信仰互渗,是文化认同与趋同的表现。

在东部辽东半岛地区的大连长海郭家村等遗址出土一批彩陶,从纹饰上看就有与红山文化类似的彩陶(图25,它们都有以钩连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彩陶。这种纹饰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在江苏邳县大墩子就出土了不止一件的旋纹彩陶鼎(图26,纹样构图与大连的发现完全相同。从这种纹样的彩陶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但无论是在红山文化还是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都不是太多,不是主流纹饰,所以究竟是谁影响谁还没有最终的判断。如果再往前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时期也有类似彩陶图案发现,也算不上主流纹饰。

西部河套地区阿善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仰韶文化北上向那里的扩张。河套地区不仅发现了与半坡和庙底沟文化相当的遗存,也发现了典型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大量彩陶中见到一些与红山文化有关联的纹样(图27,如钩旋纹和叠弧纹等。自然我们一时还不能明白红山文化彩陶是否受到河套地区彩陶的影响,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是明确存在的。

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影响应当是相互的,是双向的。值得注意的是,红山文化彩陶有可能对仰韶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图28,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类似彩陶在仰韶遗址再无发现,但它却是红山文化彩陶大量见到的图案,我们有理由说庙底沟遗址的这片彩陶与红山文化有关,而且有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传入的原创彩陶。

红山文化彩陶的去向,最有可能的是后续的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也发现有较丰富的彩陶,其中以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的资料最为丰富。1977年发掘的石棚山墓地,随葬品中包括有大量彩陶,不仅细泥红陶上绘彩,在部分灰陶和夹砂陶上也有彩绘图案。彩陶多为钵形器,使用或红或黑的单彩绘制图案,纹样多正倒相间的三角和半圆形,使用平行竖线或斜线作间隔。其中平行的斜线和直线与红山文化彩陶多少有些联系,但全然不见红山文化典型的钩旋纹与菱格纹。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彩陶与黄河中游的后岗一期文化联系更为紧密,但因两者年代差距较大,无法进行对比研究。

红山文化的彩陶有鲜明的特点,它有独立发展的一面,也部分接受了周边文化的影响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邻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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